当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世界，我们该如何驾驭这股力量，使其既能奔腾向前，又不冲垮人类价值的堤岸？
全国政协委员、工信部原副部长王江平持续关注AI治理问题，其即将出版的新书《上善AI：有温度的人工智能治理》尝试以中国哲学视角讨论这一议题。全国两会期间，围绕AI治理的现实挑战、人机对齐技术以及全球协同治理等议题，南都记者专访了王江平。
在他看来，技术进步归根结底仍然要服务于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的美好生活。人工智能治理并不是限制技术发展，而是通过持续的制度调适，为技术创新提供稳定而可持续的制度基础。
除了人工智能治理，王江平在今年全国两会上还关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、绿色低碳发展等议题。他提到，希望通过政策支持和公共服务，降低中小企业“上云用数赋智”的门槛和成本。同时，他认为人工智能也可以通过优化能源结构和提升产业效率，实现降碳与增长的双赢。
治理不是“踩刹车”，而是“装护栏”
随着人工智能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不断深化，技术创新速度与治理体系更新之间的张力愈发明显。202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明确提出，加强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研究。
如何弥合技术与规则之间的差距，成为当前重要的课题。王江平认为，当前AI治理面临的核心问题，在于技术发展速度与制度更新节奏之间的错位。他将这种状况概括为：“技术狂奔，而规则还在慢跑，这就容易形成治理真空。”
在他看来，人工智能在释放巨大生产力的同时，全球AI治理却面临诸多困境。首先是治理理念上的二元对立。当前全球AI治理理念呈现出“控制”与“发展”的二元对立，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难以适配AI技术本身的复杂性和多面性。其次是实践上的短期主义。在激烈的全球竞争和资本驱动下，一些治理实践更关注眼前的技术突破和市场优势，而忽视技术对伦理安全、社会结构产生的长期性、系统性影响。
与此同时，人工智能治理还面临文化与规则层面的挑战。王江平指出，当前以西方价值观和利益为核心塑造的AI模型，在面对不同文化环境时存在适配问题，难以充分回应全球南方国家的多元需求，并可能加剧“智能鸿沟”。在国际政治环境影响下，人工智能规则体系也呈现出阵营化趋势。他指出：“这种阵营化的博弈，将技术治理异化为巩固科技霸权、划分势力范围的工具，使得全球协同治理步履维艰。”
在王江平看来，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在治理理念、治理技术、治理制度三个层面同步推进。他提出，治理思路需要从传统的监管逻辑转向更加灵活的治理模式：“治理不是‘踩刹车’，而是‘设路标’和‘装护栏’，既要划定安全底线，也要为创新留出足够的试错和演进空间。”
从价值对齐到文化对齐：，让AI从“强大”走向“可靠”
谈及AI治理的关键抓手，王江平多次强调“人机对齐”的重要性。
他将人机对齐技术的作用概括为“RICE”四项原则，即为AI系统注入可控、可信的技术基因。鲁棒性（Robustness）确保AI在面对对抗输入或陌生场景时不易“跑偏”；可解释性（Interpretability）试图打开“黑箱”，让人理解AI的推理过程；可控性（Controllability）确保人类能够监督和纠正AI的行为；道德性（Ethicality）则致力于将人类价值观嵌入系统目标。
王江平表示，这些原则共同作用的目标，是让人工智能系统在保持强大能力的同时更加安全可靠：“目的是让AI从‘能力强大但不可控’走向‘既强大又可靠’。”
在王江平看来，对齐技术的发展趋势正在发生变化，从过去主要集中在模型训练阶段的“一次性对齐”，逐渐转向贯穿模型全生命周期的持续性治理。“总体趋势是从单一技术走向多技术融合，从预训练阶段的‘一次性对齐’转向覆盖全生命周期的‘动态持续对齐’。”
但他同时强调，对齐问题不仅是技术问题，也涉及人机关系的重新理解。在王江平看来，对齐的终极目标并不是让机器成为绝对服从的工具，而是形成一种新的协作关系。他表示：“‘对齐’不是机械的、单向的服从，其终极目标是培育能够与人类和谐共生的‘数字伙伴’，而非创造一个唯命是从的‘数字奴隶’。”
因此，他提出“人机双向对齐”的理念。一方面，人工智能需要对齐人类价值，确保系统安全、可靠、向善；另一方面，人类社会也需要提升整体AI素养，在与人工智能协作过程中保持批判性思维和主体性，避免过度依赖技术。最终目标，是构建人与机器协同发展的“混合智能”，在相互调适与相互增强中实现更高效的协同能力。
在展望“十五五”期间AI治理的核心目标时，王江平也将“对齐”视为未来一段时期的重要关键词。他表示“对齐”并非简单的约束，而是一个动态、多维的系统工程。在他的框架中，“文化对齐”包含三个层次：价值对齐、制度对齐和哲学对齐。价值对齐确保AI适配人类多元动态的价值观；制度对齐确保AI符合国家法律法规；哲学对齐则界定人机共生中人类的主体地位与底线。
推进全球协同治理，在分歧中寻找"最大公约数"
AI安全治理是全球各国共同面对的挑战，而在王江平看来，当前国际协调机制仍面临多重现实困难。
他指出，最大的挑战在于治理理念的分歧与地缘政治的复杂交织。一方面，是“规则主导权”之争。一些发达国家试图通过“小多边”机制确立以其价值观为核心的技术标准，这可能导致规则割据，将多数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。
另一方面，是难以弥合的“能力鸿沟”。“全球超过90%的算力集中在少数地区，许多国家缺乏基础设施和人才，这不仅造成发展不平等，也使得它们难以实质性地参与治理对话，可能导致‘AI剥削’加剧。”
在王江平看来，构建一个有效的国际治理体系，需要同时具备包容性、务实性与发展性三个要素。
具体而言，包容性是指必须坚持以联合国为主渠道，确保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能平等参与，特别是要倾听全球南方国家的声音。务实性意味着机制应聚焦于能够形成共识的、紧迫的全球性风险，如深度伪造、AI武器化、系统失控等，先就这些“底线问题”制定最低限度的国际规范与应对框架。发展性则是不能只谈治理不谈发展，机制必须包含切实的技术援助、能力建设和知识共享计划，帮助发展中国家弥合智能鸿沟，让技术红利能够普惠共享。
在国家层面，王江平认为，中国可以在人工智能治理中探索具有特色的实践路径。结合“十五五”规划提出的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，他提出，中国AI治理可以在文化理念、产业应用和国际协同三个方面形成特色，贡献“中国方案”。
其中一个重要方向是将文化理念融入技术治理体系。他提出以“文化对齐”为核心的治理思路，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“和合”“中庸”等理念与现代价值体系相结合，融入人工智能设计、训练与评估流程。这不仅是对内的治理需求，更能为全球提供一个不同于西方单一视角的、更具包容性的技术伦理样本。
在产业层面，他认为人工智能治理需要与实体经济发展深度结合。推动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的重要目标，是让技术真正服务于产业升级与民生需求。例如在“AI+制造”领域，通过人工智能解决工业生产中的复杂问题、优化能耗并提升良品率、安全风险识别，用实际应用效果检验技术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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